作为互联网从业人员，应该了解到技术发展后产生的新社区。如今虚拟形象直播作为时下风靡云蒸的一种亚文化，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反映了青少年对现实的反思和追求自我实现的诉求与尝试.
为了应对主流收编和个体化趋势下的无意义感，青少年开始自发追寻身份的重组，从而形成新的自我文化共同体。
同时，青少年亚文化也逐渐从传统的抵抗性取向转变为一种强调自我创造性的文化行动。
在实践中，通过对传统的解构、社群选择的力量和自我赋能，虚拟直播亚文化构建了一套与传统亚文化截然不同的运作逻辑，避免了从抵抗到收编的命运，使得青少年亚文化不仅仅只是一种体验，而是开始形成一种主动的互动建构机制。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和“直播+”多元化概念的流行，网络直播加虚拟形象的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这也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并成为青少年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青少年对互联网的接受能力超乎寻常地强，比起现实生活中的交流，互联网更能够使青少年主动地、便捷地、实时地沟通和交流，并形成虚拟社区;而虚拟形象直播正在这样一片沃土中茁壮成长，甚至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文化和互动机制。作为一种新的直播形式，虚拟形象直播与传统直播和虚拟偶像有明显差异，那么虚拟形象直播运行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又何以能在短时间内引起青少年群体的巨大共鸣，影响青少年的网络互动行为，乃至形成一种新的亚文化群体?这种亚文化群体呼应何种社会现实，又是如何回应社会问题的?
芝加哥学派关注边缘群体的“偏差行为”和“越轨性”，即下层阶级的亚文化。帕克认为城市中“这些地区往往会强化自身的某些特征，以吸引并发展其同一类人，结果使自身的分化更其显著”[1]。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是越轨亚文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权力在规范和越轨之间就充当了重要的角色，谁有权力为谁制定规范，就决定了拥有不同权力的社会阶级最终会分化出不同的社会群体。“贴标签”这一行为促成了不同的亚文化。芝加哥学派研究中的亚文化是主流社会凝视下的群体，是从外部观测的亚文化，其始终是被动的，而随着反叛精神与社会系统被引入亚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填补了芝加哥学派的罅隙，将视角转向亚文化内部，明确了“抵抗”的内涵。
阶级是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其基本结论是，亚文化由阶级不平等产生，依据文化权力的范围，各种文化群被划归为不同的排列等级。
处于下层或边缘阶级的群体，就阶级不平等所做出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造就的表现形式就是亚文化。亚文化意味着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就一定会经历从抵抗到收编的过程。抵抗的“行动”是通过想象的形式来展开的，其对象往往是在社会中持主流观念的支配阶级和霸权主义，这就将行动与阶级语境，以及经济和政治意识联系在一起。
而亚文化作为—“对工人阶级生活制度框架中发生的变化所做的一种反应”，一旦遇到主流社会的收编，仅仅依靠“想象”和机械式的“反应”，最终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主流文化将亚文化转换为“正常”的商品形式，声。二是主流社会通过重新定义亚文化的意识形态，使得亚文化污名化。因此，主流社会和亚文化之间具备对立且不可调和的矛盾。
无论如何，伯明翰学派这种“宿命论”式的论调—即认为亚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无可避免地奔向被时尚商业削去锋芒的结局，忽视了亚文化的主动性。营造对立关系只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了，特别是在网络社会和全球化进程下，亚文化需要借助主流社会以及媒体的力量成长壮大，后亚文化研究者认为，“传播媒体与青年亚文化的意义和组织密不可分。青年亚文化不是有机的、无中介的社会形态，也不是自主的、草根的文化，只有在走向‘售罄’或引起‘道德恐慌’后才会遇到媒体。恰恰相反，媒体不仅是代表，而且参与了音乐文化的聚集、划分和发展”。
实际上，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既不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是能够完全同化的，亚文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反收编性和独立性，类似一种“舞会文化”，强调个体的主动消费和娱乐性，而这种消费和娱乐具备正向的价值，这就剥离了阶级解释中那些压抑亚文化群体行动的成分，正如本·卡林顿所说:“正是锐舞这个重要的青年群体显示出了那些基于阶级的抵抗形式的瓦解，并且标志着这些抵抗形式日益向亚文化的碎片化转变”。碎片化使得结构被消解，马菲索利将这种状态概括为“这种纽带没有我们所熟悉的组织结构的僵化，它更多的是指某种氛围，一种精神状态......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情况”，对于每一个试图加入虚拟直播亚文化的人来说，“氛围”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因素，各式主播的风格不同，造就了其关注者群体风格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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